1976年1月11日傍晚，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室，周总理的遗体被推到了火化炉前。几名老火化工死死挡在电钮箱前，冲着交接的干事大喊：“这按钮按不得！谁也不能点这个火！”治丧委员会的人反复催促，工人们只是蹲在地上嚎啕大哭，交接程序被迫中断，原定的火化迟迟无法启动。
事情回到三天前。
1月8日上午9时57分，周总理在北京医院逝世。几名医生上前，拔掉插在遗体上的输液管、胃管和引流管。护士拿来白布，盖在遗体上。由于长期受癌细胞折磨，周总理此时的体重仅剩下三十多公斤，脸颊深陷，皮包骨头。
十几分钟后，邓颖超推开病房的门，快步走到床前。她掀开白布，弯下腰，在周总理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。邓颖超站直身体，转身对身后的医护人员说：“大家不要哭，这是自然规律。”
当天下午，邓颖超把治丧委员会的几名负责人叫到北京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。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折叠的文件，递给坐在对面的负责人：“恩来生前交代过三件事。第一，不搞遗体告别；第二，不开追悼会；第三，不保留骨灰。”
负责人看完文件，把文件放在桌上，摇头：“大姐，前两项中央不会同意，这第三项我们更做不到。”
邓颖超双手撑着桌面，站起来说：“前两项由中央决定。但不保留骨灰，全部撒掉，这是恩来十几年来的心愿，必须执行。你们谁不去办，我去办。”
1月11日下午4时30分，灵车驶出北京医院。长安街两侧站满了上百万市民。灵车刚驶入主路，沿途的群众冲破警戒线，涌上马路中央，人群中有人把手里的白花砸向车窗。
负责押车的警卫人员立刻跳下车，在车身两侧拉起人墙。警卫们手挽手，用身体顶住往车前扑的群众，勉强隔出一条通道。司机踩着半离合，灵车只能以极慢的速度向前挪动。
下午5时30分左右，灵车开进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大门。门卫迅速推上两扇大铁门，挂上大锁，将沿途追到这里的几万名群众挡在门外。
灵车停在火化室外的空地上。几名火化工走上前，拉开灵车后门，合力将周总理的遗体连同担架一起抬进停尸间。按照火化规定，火化前必须为遗体进行最后的清理，并更换衣物。
三名工人站在操作台旁。一名工人走上前，解开周总理中山装的纽扣，准备脱下旧衣，他的手突然停在半空。
中山装里面，遗体只穿了一件极旧的纯棉内衣，领口和袖口缝着好几块颜色深浅不一的补丁。工人拉起裤腿，看到脚上套着的袜子同样是缝补过的。
工人们褪去这些旧衣物，拿起酒精棉擦拭遗体。灯光打在遗体上，干瘪的腹部暴露出来，上面布满了历次大手术留下的长短不一的刀疤。
衣物更换完毕，遗体被转移到专用的推车上。几名工人推着车，走向火化室的二号炉。
二号炉前，带班的火化工站在控制台旁。按照日常操作流程，遗体推入炉膛后，带班工人需要立刻按下绿色电钮点火。
但此刻，这名工人双手发抖，死死盯着推车上的遗体，一动不动。旁边的两名辅助工人转过身，背对着火化炉，捂着脸蹲在地上大哭。
治丧委员会的一名干事看了一眼手表，走上前问：“时间到了，怎么还不点火？”
带班工人猛地转过身，用身体挡住控制台，大吼：“我们绝不能烧总理！谁也不准按！”
干事皱着眉头，上前一步：“同志，这是工作。也是中央的决定和邓大姐的交代。”
两名蹲在地上的工人站起来，和带班工人一起，突然齐刷刷地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。
带班工人指着推车上的遗体，冲着干事喊：“总理身上连一件好衣裳都没有，瘦得只剩一把骨头。这点火的电钮按下去，总理就真的没了，连把骨灰都留不下！我们干了一辈子火化，今天怎么下得去手？”
火化室里的哭声越来越大。干事站在原地，没有伸手去推开工人，也没有再催促。
僵持了十几分钟。火化室主任推门走进来。他走上前，拽住带班工人的胳膊，把跪在地上的工人一个个硬拉起来。
主任盯着带班工人的眼睛说：“大伙儿都舍不得。可总理生前交代过，不保留骨灰是他的遗愿。咱们今天不点火，总理走得不安心。”
主任指着火化炉说：“服从命令，干活。”
工人们擦干眼泪，站直身体。他们走到推车旁，集体向遗体深鞠三躬。带班工人转过身，咬紧牙关，手掌重重地拍下控制台上的绿色电钮。
传送带履带启动，遗体被缓缓送入炉膛。火化炉的机器轰鸣声随之响起，盖住了人群的哭声。
几个小时后，火化结束。工作人员将骨灰装入一个普通的木制骨灰盒中，带离八宝山。
1月15日晚8时许，一架编号为“7225”的安-2型农用飞机从北京通县机场起飞。两名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提着那个木制骨灰盒，站在机舱门旁。
飞机向北飞行，抵达北京城区上空。工作人员打开舱门，抓起一把骨灰，用力撒向机舱外。随后，飞机转向东北，飞抵密云水库上空，工作人员撒下第二把骨灰。
飞机继续向东飞行。晚10时许，飞机到达天津海河入海口上空，工作人员将第三把骨灰撒入海面。最后，飞机飞抵山东北部的黄河入海口。工作人员将骨灰盒底部剩余的骨灰全部倒出舱外。
至此，周总理的骨灰全部抛入江河大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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